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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陽光衛視舉辦調查報導紀錄片論壇，兩岸三地連線討論報導中的社會政治觀察，以及製作過程必須面臨的課題。（宋小海攝） |
文／許純鳳（台灣立報記者）
獨立導演李惠仁花費六年拍攝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揭發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疫情，此舉讓現不少線上記者汗顏，擁有充沛的資源，近用政府資訊的權利，卻無法戳破政府的謊言。尤其是台灣現在擁有至少四家新聞電視頻道，卻鮮少製作出如同《不能戳的秘密》調查報導紀錄片，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胡元輝點出原因即在於媒體組織一方面考量製作成本耗費過大，另一方面「政商勢力壟斷」媒體組織運作，致使媒體喪失「看門狗」的能力。
香港陽光衛視8日以「這是最亂的時代，也是拍調查紀錄片最好的時代」為題，舉辦論壇，邀請紀錄片導演李惠仁、蔡崇隆、賀照緹，以及學者胡元輝、林道明討論台灣調查報導紀錄片現狀，現場更以視訊和中國大陸紀錄片導演艾未未、應亮、胡傑連線，分享他們拍攝調查報導紀錄片的經驗。
《不能戳的秘密》絕處逢生
談到拍攝《不能戳的秘密》的過程，李惠仁回憶，2004年台灣爆發低病原性禽流感，主流媒體僅報導半個月，便不了了之，於是他辭去媒體工作，繼續追蹤禽流感，直到2011年才完成《不能戳的秘密》，沒想到當時卻遇到「找不到平台」的困境，他笑說，當時曾經與電視台主管洽談播放事宜，卻被以「接了農委會的案子」為由回絕，從此也驗證胡元輝所說政商勢力匯流的後果，即使電視台省去龐大製作成本，但是受限商業利益的考量，放棄監督政府的機會。
李惠仁也曾經找過比較不受外力干預的公視，然而卻礙於播出時間恐會和選舉沾上邊便放棄，最後《不能戳的秘密》在網路媒體「新頭殼」首播，他認為，此決定反而得到不少好處，像是閱聽眾容易觀賞長達六十四分鐘的紀錄片，假如看不懂，可以重複觀看，也不怕錯失播放時段。不過，李惠仁為了讓更多人觀賞，於是讓《不能戳的秘密》在蘋果日報的「動新聞」放映，前提是必須完整播放，蘋果日報也點頭答應。對此，蔡崇隆覺得相當諷刺，台灣號稱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但是自製的調查報導紀錄片，竟然尚須仰賴外來媒體放映。統整來看，台灣調查報導紀錄片遇到的困境便是，擁有充沛資源的主流媒體不願意投資拍攝調查報導紀錄片，也不願意成為播放平台，拒絕承擔風險，致使台灣的調查報導紀錄片無法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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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惠仁分享自身從事調查報導紀錄片的經驗。（宋小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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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3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證實台灣確有禽流感疫情，7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要求農委會進行專案報告，同時邀請紀錄片導演李惠仁列席提供資料。現任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右）則出面回應政府隱暱疫情的質疑。（宋小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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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在3月19日針對是否隱暱疫情公佈行政調查報告，李惠仁在現場提出疑問。（宋小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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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數量增加 投入調查報導卻有限
蔡崇隆曾經擔任過記者、公視新聞部紀錄片製作人，他便相當感嘆，多數資源集中在主流媒體，只是他認為，既然身為一名媒體工作者，應該是「作別人沒有作過的東西」，而非錦上添花，所以多年前，他投入超視節目「調查報告」，當時尚為老三台的時代，勞工議題、蘇建和案在媒體曝光的機會很少，所幸獲得主管的支持，他才有機會追蹤這些案件，呈現在觀眾眼前。
筆者認為，和以前的老三台壟斷媒體市場相較，現在台灣的新聞媒體數量節節攀升，從原先的老三台增加到八台新聞頻道，其中五台新聞頻道還是二十四小時播映，然而願意投入調查報導卻是少之又少，多半追逐熱門新聞，「收視率」便是罪魁禍首，從此也斷送新聞媒體製作調查報導的能力。
論壇現場一名主流媒體工作者便問到，主流媒體、非主流媒體有沒有合作製作調查報導紀錄片的可能？蔡崇隆認為此一可能性很小，畢竟主流媒體受限於商業、收視率、安全顧慮的考量，恐怕不願意承擔製作調查報導紀錄片所帶來的風險，另一方面，很多人寄望的公視，雖然免於收視率的壓力，但是卻逐漸受到政治的干預，恐都難以託付，因此他認為理想的方法應該是壯大獨立媒體、紀錄片工作者，發揮影響力，喚起社會大眾共鳴，合力監督政府。
調查報導不再是媒體機構專利
不光是收視率，台灣主流媒體還遇到另個更棘手的問題：「置入性行銷」，前中國時報記者林照真的著作《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便提到，調查報導和置入性行銷兩者為截然不同的目的：「調查報導是要找出說謊的人，置入性行銷則是要讓說謊的人可以買新聞宣傳。」很明顯地，置入性行銷和調查報導背道而馳，然而現在台灣新聞的製入性行銷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既然如此，如何期待主流媒體產出足以讓政府、不肖企業發抖的調查報導？
另一絲的曙光似乎是獨立媒體工作者，隨著網路、錄影設備的盛行，拍攝調查報導紀錄片不再是新聞媒體的專利，就像李惠仁脫離媒體工作後，才開始拍攝「不能戳的秘密」，最後榮獲卓越新聞獎，顯見記者的專業受到挑戰，擁有豐沛的資源，卻無法揪出政府的問題，喪失監督能力。不過，獨立媒體工作者要找出真相，實在是困難重重，蔡崇隆在論壇上便強調，李惠仁絕非輕而易舉地完成「不能戳的秘密」，拍攝期間，仰賴家人的支持以及經濟援助，完成後，卻遇到沒有主流媒體願意放映，這些都說明獨立媒體工作者單槍匹馬製作一部調查報導紀錄片，相當不容易，更遑論毫無媒體經驗的人。
筆者也認為李惠仁的新聞媒體的背景，有助於他蒐集資料，或是透過先前建立的人際關係，進行訪談，倘若換作是完全沒有媒體經驗的人，恐怕在拍攝過程或是尋找平台播放的困難度，勢必比李惠仁更高，還要考量資金是否充裕，能否耗時等待，這些都是非主流媒體工作者需要一一克服的難題，再加上現今社會大眾對於獨立媒體工作者的認知有限，致使其影響力仍然停留在小眾，因此壯大獨立媒體實非一蹴可及，不過，相較於主流媒體，獨立媒體或許是更值得託付的對象。
隔海視訊談經驗 艾未未：記得開機
對照中國的情形來看，雖然對岸媒體遭到政府嚴密地掌控，但是調查報導紀錄片卻沒有消聲匿跡，就像藝術家艾未未拍攝多部紀錄片揭發政治腐敗所引發的事故，在網路上大為流傳，也讓外界看到中國刻意隱瞞的另一面。
論壇上，艾未未透過視訊連線，談及紀錄片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他認為在表述一起事件時，倘若僅是整理照片或是文字紀錄，效果有限，但是紀錄片經由影像、錄音更完整的紀錄實情，再透過網路，及時傳播訊息真相。
艾未未提及，曾有人問他拍攝紀錄片有沒有什麼訣竅？他認為，任何人都可以拍攝紀錄片，只要「記得開機，不要關機，準備足夠的電池和帶子」，此話一出引起現場觀眾哄堂大笑，他談到，當初拍攝「老媽蹄花」時，片子開頭僅有聲音卻沒有影像，正是因為警察在旁，無法開機，沒有留下紀錄的後果，代表事件沒有發生，給予他很大的教訓。
艾未未說，開關機說起來很簡單，但是做起來很困難，有些人無法準確地判斷何時開關機，在不需要時開機，在需要時關機，他又打趣地說：「黨中央開機率比我們的開機率高很多」，雖然中國政府釋放艾未未已經一年多，但是仍然在他的工作室週遭架設十五部監視器，他幽默地說：「如果我們能拿到他們的資料，會是一部最好的紀錄片。」
賀照緹詢問艾未未如何面對拍攝紀錄片所帶來的危險？艾未未則認真地說，拍攝紀錄片時，他投入很大的情感，已經成為紀錄片的一部份，期待生命延續，總是希望片子拍得更長，延長生命興奮點，他在拍攝過程中，不大會注意到危險，這也是他們瘋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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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在視訊連線時，表示拍攝紀錄片的重點在於「記得開機，不要關機，準備足夠的電池和帶子」。（宋小海攝） |
看到中國紀錄片工作者不畏強權，就是要紀錄真相的決心，蔡崇隆不禁有些感嘆，「九零年代時，有個製作人說：『台灣是記者的天堂。』而現在的中國宛如九零年代的台灣，擁有清楚的對立面，當時台灣面對的是萬惡的國民黨，而現在的大陸是面對萬惡的共產黨。」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演進，國民黨的集權勢力逐漸瓦解，台灣的對立面不再清晰，是否暗示台灣難以找到如同中國大陸的好題材呢？蔡崇隆沒有這麼悲觀，他反而認為，只要持續關注某一題材，便有機會成為一部好的調查報導紀錄片。
只是筆者認為，回到現實面來看，在激烈競爭的考量下，有多少家電子媒體願意投資調查報導呢？若以利益思維出發，拍攝調查報導紀錄片，必須耗費龐大的成本，還要承擔不小的風險，更現實的是，該支紀錄片播出後，還可能得罪廣告主，對於媒體組織來說，相當不划算。再以記者勞動權來看，記者每天窮於應付每日新聞，哪有時間追查其他新聞呢？更讓人氣餒的是，即使記者有心，媒體組織在收視率的考量之下，也不一定願意採用，無形之間，這份熱情也逐漸消散。
筆者猶記得在今年初，卓越新聞基金會舉辦徵求「好新聞」定義的記者會，邀請約莫十位新聞主播分享她們如何定義「好新聞」，其中不少位新聞主播以李惠仁為例，顯見她們同樣認為「好新聞」應當是攸關公共利益，而非僅止於無關痛癢的娛樂新聞，她們也提到每天都要承受龐大的收視率壓力，對於播報緋聞八卦，也覺得相當無奈。這些都是主流電子媒體無形的壓力。
有心求變 軟硬兼施
其實主流電子媒體並非完全不願意製作深入的報導，筆者便觀察到，台灣仍有不少知名的專題報導節目，像是TVBS「一步一腳印」、民視「異言堂」等，但是主題卻偏重在軟性新聞，缺乏主動追查弊案的可能，鮮少願意冒險。
一位製作人便坦言，軟性新聞，尤其是美食專題報導，比較有機會獲得亮眼的收視率成績，因此，若想要延續該節目的壽命，便祭出穿插軟、硬性主題的策略，維持收視率。從此番言論看來，主流電子媒體光是製作硬性新聞專題，便處處受到收視率的限制，更遑論難度更高的調查報導紀錄片：高成本、耗時長、高風險，還可能得罪廣告主，這些都相當不利於調查報導的發展，同樣地，也弱化記者主動監督政府的能力，例如在便於行事的考量下，多數記者僅能仰賴立委或是民眾爆料等被動的管道追蹤報導，而該則新聞壽命很可能只有一天，無法深入探討，確實要求政府拿出對策，也讓類似的問題不停地發生。
一位製作人便坦言，軟性新聞，尤其是美食專題報導，比較有機會獲得亮眼的收視率成績，因此，若想要延續該節目的壽命，便祭出穿插軟、硬性主題的策略，維持收視率。從此番言論看來，主流電子媒體光是製作硬性新聞專題，便處處受到收視率的限制，更遑論難度更高的調查報導紀錄片：高成本、耗時長、高風險，還可能得罪廣告主，這些都相當不利於調查報導的發展，同樣地，也弱化記者主動監督政府的能力，例如在便於行事的考量下，多數記者僅能仰賴立委或是民眾爆料等被動的管道追蹤報導，而該則新聞壽命很可能只有一天，無法深入探討，確實要求政府拿出對策，也讓類似的問題不停地發生。
各界投資源鼓勵調查報導
為了鼓勵媒體工作者進行調查報導，卓越新聞基金會增設調查報導獎項，從去年開始，陽光衛視也設置「陽光華語紀錄片獎」，向兩岸三地徵求優秀作品，今年更祭出75萬元港幣的總獎金，希望促使更多媒體工作者投入調查報導，勇於揭發弊案，找出真相。胡元輝認為，這些獎項的設置將有助於調查報導的產出，也讓台灣社會開始反思媒體遭受到政商壟斷的問題。
毫無疑問地，拍攝調查報導紀錄片，不一定由記者或是媒體工作者擔綱，像是艾未未以藝術家的身分，完成震撼人心的紀錄片，不過當中國、香港開始重視調查報導，台灣媒體應該好好反省，是否有確實地監督政府施政，畢竟相較於中國，台灣擁有較大的空間和自由，足以進行調查報導，另一方面，政商勢力壟斷勢必成為其中的阻力，恐怕讓許多好的議題無法嶄露頭角，但是倘若媒體工作者就此棄守監督的責任，也等同於放任有權力者為所欲為，無法及時揪出弊案，因此，媒體工作者應該盡其所能地，善用自主性，主動出擊，追查有疑慮的案件，為全民把關，也為台灣的民主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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